偶尔驻足凝望孔子，一个念头悄然闪过：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某个春天里，孔子在做些什么呢？也许他在和鲁国的国君大夫们一起到舞雩郊祀天地，然后等着分享按礼应分给他的一块肉；也许是在习习春风中，登上杏坛与众弟子讲习六艺；也许是正在前往或者返回某一国的路途中，疲惫不堪；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春天里，他站在沂河边上，思前想后，慨然发出那千古一叹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……”    两千五百年，万物沧海桑田，人事几经兴亡。于是，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也渐渐变得面目模糊。从汉代独尊儒术开始，近两千年里，孔子始终在香火缭绕间若隐若现；而其后则被打倒在地，踏上一万只脚，被挖开传说中的坟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见证过孔子的春天，大抵只能存在两千五百年前了。如果孔子活过称神做圣的那两千年，他会认为是其道大倡了吗？当哲人的思想被肢解得支离破碎，只被当成是一种政治意识来灌输（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），而不是作为一种智慧来点化人生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。

    在曲阜，碰到陌生人招呼的时候，他们总是称人“老师”，不是“伙计”，也不是“同志”，这大概是孔门遗风。孔府孔庙附近的建筑几乎清一色的飞檐灰顶，而且全都不高，据说高度没有超过大成殿的；满街上兜售的也都是些关于孔子的纪念品。只是对于一个真实活过的孔子，我们能知道他多少？曲阜重修了护城墙，听说是按照明朝时的规模。几个关门垛上，三角的五色大旗迎风猎猎作响。两千五百年的时间，对于“生年不满百”的人来说太漫长了，许多东西湮没了便无从复制。更何况，那个只是残留于想象中的春天，以及那个春天里的风和阳光。

    在我想来，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春天，孔子可能暂时放下了他治国平天下的抱负，和弟子们踏青去了。“暮春矣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。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孔子又何尝不解魏晋时的风流。又依稀记得，五代时有一位帝王，对郊游返回的妃子说：“陌上花发，可以缓缓归矣。”由此看来，对于春天的感受，大概古今无不同；帝王、哲人、名士和平民，大概也无不同。

    那么，两千五百年前的春天，孔子到底在做些什么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