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东坡是宋仁宗钦定的宰相人选。但终其一生,不仅没有得此大用,反而多次被官场淘汰出局。不要以为大文豪就一定光鲜迎时,若想做得官稳,仅凭人文操守根本无济于事。社会、官场和人生,向来都是决定一个官是否被淘汰的关键因素。
淘汰苏东坡,除了天时地利是必要条件之外,还得有杀手出来操刀。
一号杀手:宋神宗。他19岁继位当了皇帝,绝对属于新锐人物,而且是强硬的改革派领袖。他的皇爷爷宋仁宗,在批阅了苏东坡弟兄二人的政策研究报告后,回到后宫高兴地说:朕今天为皇子、皇孙物色到两位宰相了!皇帝的话是金科玉律,要载入起居注作为重要文件存档的。而且讲明苏东坡弟兄二人是“下一、两届政府总理大臣”的后备干部,已将其列入第二梯队培养锻炼。宋神宗也很喜爱苏东坡的文章,阅读时每每忘记进膳,称苏东坡为天下奇才。但是,若起用苏东坡为相,精神成本太高。苏东坡虽然丝毫没有冒犯王权的想法,但他的人文操守注定了他不能讲假话而贻害朝廷和民众。他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宋神宗:你的缺点是治国太急躁,耳朵根子太软,火箭式干部提拔得太多。言下之意,你宋神宗太急功近利,没有主见,扶植亲信的意图太明显。表面上,宋神宗很大度地赞扬了苏爱卿,甚至鼓励为人臣者都应当向他学习。尽管宋神宗在咬着牙为官僚体系支付庞大的物质成本,但他决不会为精神尊严付出一丝一毫。与其用一个苏东坡,不如用100个马屁精舒坦。
二号杀手:王安石。这是一位大儒,文才极好。古代官僚一般采取10 天工作制,所谓“十日一休沐,”就是差不多10天洗一次澡。由于王安石对工作太投入,经常忙得顾不上“休沐”,长了满身虱子。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政声一直很差,差到几百年后还有人编故事骂他,此事可参见《三言二拍》。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,说白了是把民间的钱,集中到中央政府的金库里来。从长远利益看,这样做弄得政府和民间两败俱伤。比如均输法,商人做交易肯定是贱买贵卖,赚个差价。而新法规定,由官府根据物价情报调度各地货物。如此这般,搞得全国市场一盘棋,商人固然无利可图,政府也损失了一笔商税。更重要的是,社会结构正在自由整合的过程被人为中断,渐渐兴起的城市中产阶层,被“抑制豪强”的政策所遏制。
我们现在很难确定,王安石的新政究竟出于什么目的:经济的抑或政治的。值得注意的是,当时有位叫做李觏的思想家,提出了对官场极具杀伤力的观点:重官僚而不重实业,这是天下大患。李觏显然是在为中产阶层说话,代表了他们的政治诉求。这种政治诉求在几百年后的欧洲,由于中产阶级的壮大,得到了进一步扩张。圣西门就说过几乎完全相同的话:一个社会可以没有封建贵族和国家官吏,但不可以没有实业家阶级。
对于新法,苏东坡是最早的异见者之一。他与之对立地提出三条治国方针:团结和发展中产阶层,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法制建设。此时的苏东坡名气虽然很大,职务却不太高,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名厅级干部,却敢于明确表态不支持国家领导人的工作。这样做的结果,竟然是王安石并未怎么为难苏东坡,两人还时有诗文来往。这种互慕才学的人文情操,一直保持到最后,甚至在两人都落难时更见其深。
尽管如此,王安石的政见扼杀了苏东坡的政治前途,所以把他列为第二号杀手,恐怕是得其所矣。
三号杀手苏东坡。苏东坡外放之始,完全出于自愿。因为政见不合,还是到外地做官舒服些。他自请外调密州,即现在山东诸城;后转任今江苏徐州、浙江湖州。这三个区域,地处黄、淮、长江下游,是北宋王朝腹地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推论,让苏东坡在这些要害岗位轮岗,正是宋神宗对宰相后备干部的培养锻炼。过若干年棱角磨平,再回到中央机关,由司局级官员升任部级领导。这样,离宰相的位子就只有一步之遥了。
说来说去,苏东坡自己毁掉了自己的官运。密州知州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长,这个职务不错,在级别薪水和职称津贴之外,岗位工资每月六、七十千钱,大约相当于现在两、三万元的购买力。另加生活补助和地区补差,日子过得是没有话说。更兼一腔浪漫的政治热情,催发得诗兴高涨,这就难免招摇。你看他将近40岁的人,头戴色彩鲜艳的锦帽,身穿貂皮大衣,牵着猎狗,举着苍鹰,带一群部属到野外围射老虎,惹得倾城百姓扶老携幼出来看热闹。然后喝酒,下酒菜的档次想必颇为可观。酒喝得差不多了,拿来乐谱,现填上词,集合一队壮汉排练大合唱。边唱边随着节奏拍手、跺脚,光这一套舞台动作设计,就显得先声夺人。伴奏用一支竹笛和一面大鼓,吹吹打打,清亮入云。
这样一位诗人,你让他谨小慎微地做官,可能吗?
如果说不写诗就不成其为苏东坡的话,那么不讽刺新政也不成其为苏东坡。讽刺一下也就罢了,还把孔老夫子搬了出来:哪里是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啊,明明是三个月没有盐吃了。看官试想,若哪位知识分子在三年困难时期,撰文批评没有饭吃,并且指出这和共产主义理想背道而驰,那么他的命运将会如何?
几位御史对苏东坡的弹劾,说完全是“构陷,”恐怕倒也未必。苏东坡确实不十分赞成新法,写下不少讽刺诗,而且结集出版。据此,苏东坡被御史台监狱收押。御史台是国家监察部的办公地点,四周古木参天,远远望去黑压压一片,所以又叫“乌台。”苏东坡的案子,也被称为“乌台诗案。”关进乌台大牢,其性质就好比“文革”时打入秦城监狱。幸而宋神宗网开一面,苏东坡未得死罪,审查结果是发配黄州,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。而且还给安排了个职务,叫做团练副使。这个名目听起来不错:地区预备役师的副职,不管怎样也是个副师职干部嘛。其实缪也!宋神宗时期对淘汰出局的干部,大抵实行两种政策:一是没犯政治错误的人,由于机构调整、年龄衰老、能力不够等原因,不再担任原职,则安排至道观做提举官,类似现在宗教管理局局长。皇帝喜好黄老之术,因此道观很可能成为一条终南捷径。二是像苏东坡这样犯了严重罪错的人,一般都是到地方上担任“不权知州事”的团练副使,就是不能过问地方政府的事务。团练使是很重要的军事长官,每月岗位津贴150两银子,而团练副使只有区区20两。相差7.5倍。可见这个名目非但没有任何实权,而且没有任何实事,只是拿最低生活保障费的管制对象。苏东坡在黄州只得放下架子,为买一块山田小心翼翼地和人讲价钱。幸而还有廉价的猪肉吃,用慢火煨一宿,早上起来盛一碗大快朵颐。不过这种吃法太油腻了,苏东坡40出头的年纪竟然要拄拐杖,而且天年不永,只活了66岁,恐怕和饮食、心情都有关系。
宦海浮沉,苏东坡后来又做过几任有实权的地方官。做地方官其实也没什么不好,只要会搞钱,东山再起的胜算很大。北宋官场有一个公开的搞钱秘密:岁课。就是山林川泽的特产,如金银铜矿,竹木珍宝等,官府允许民户开采,并收取税金。这里面的名堂很多,总之足以用来膏润官场,促动利益再分配。然而苏东坡不搞这一套,因此未进入任何一派利益团体,所以“官止于此”(《宋史》语)。
(原载2004年第4期《雨花》)
当了5天蓬莱“市长”的苏东坡
( 新华网山东频道)
说起苏东坡,恐怕读书人没有不知道的。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子,诗、文、书、画样样来得。倘对别人而言,精一门也就很了不起,而且确有独精一门而留传后世的;而苏东坡,为文畅达,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;其诗清新,其词豪放,这是文学史里不可或缺的篇章;书、画皆精,又是任何一本中国艺术史、中国美术史不会遗漏的。苏东坡有多方面的艺术造诣,所以名传千古,肯定还会永远传下去。
然而,这只是了解苏轼的一个方面,也就是世人所讲的“立言”的方面。他的立德、立功的方面,则更是为人称道。
在杭州的西湖,有两条长堤,特别是那条由南向北的大堤是游人必去之处,这条堤是苏东坡在五十二岁担任杭州太守时修筑的。据记载,当时西湖里淤泥很深,淤泥中长满杂草,苏东坡动员民众铲杂草、挖淤泥,既疏浚西湖,又筑成长堤,使之横跨湖面,绵亘数里,夹道杂植花柳,中有六桥。原先南边到北边要沿湖走三十多里,“环湖往来,终日不达”,有了长堤,南北沟通,方便极了。杭州人把这条堤称作苏堤,一直叫到今天,就是为纪念苏轼的这个政绩的。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里写道,苏东坡在杭州时一直在为民众兴利除害、埋头苦干,足足一年半时间无暇去悠闲地读书,在为民众干实事和为自己读书写作二者之间,苏轼选择了前者。
这段时间里,他完成了杭州的供水分流、疏通盐道、重整西湖、平抑粮价、热心赈灾等老百姓最利益攸关的一系列的大事。古人说道德文章,没有一种崇高的心灵,心里没有装着老百姓,是不可能为民众办实事的,何况他在办实事的时候还同时受到诽谤,要时时当心背后射来的暗箭。正因为他一直在创造着生活,从创造中获得乐趣,所以他笔下的诗文注定是丰富多彩、热情洋溢、深刻动人的。
不要以为当官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当得长,频频亮相,才会令民众记得住。包拯在开封府任职不过一年零三个月,苏东坡在杭州任太守才一年半时间。特别值得一提的,是苏东坡在登州府(今山东蓬莱县)做“军州事”即军区司令兼行政长官时的事。他上任才五天,又接命令召还京城。五天,能干什么呢?苏东坡却不然。当时推行榷盐———食盐官卖,里边弊端丛生,他回京后即向朝廷递上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,获准后为蓬莱及附近地方人民争得了不食官盐的优惠,历代承袭,直至清代。他站在蓬莱阁遥望大海的同时,还分析了登州的战略地位,指出“见其久安,便谓无事”的危险性,就此也给朝廷写了报告。后来这儿不断出现倭寇侵犯的事,证明苏轼确有远见。匆匆五天,竟在安民保国两方面都留下了建树,人民怎么会忘记这样的“干部”呢!蓬莱阁上如今仍屹立的苏公祠,始建于何年不详,但是苏轼一直被登州人民记在心中是无疑的。据介绍,登州、莱州早些年几乎县县都立有“苏公碑”,碑上刻的既不是造像,也不是颂辞,而是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全文。“五天登州府,千年苏公祠”,当地流传的这两句对苏轼的赞颂一点也不逊于对其诗文赞美的力度。
我想,这十个字对今天大大小小的干部来说,也许会有所启示吧! 赵相如/文